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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车史||邱文超:1984年北戴河会议是一汽转折点
中国汽车报网 ·   ·  2019-07-23

  

  邱文超,曾任一汽党委办公室主任,一汽接待处处长,一汽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

  1944年,邱文超出生在黑龙江省庆安县,4岁随父亲到长春,从四岁半开始上私立小学,1962年高中毕业。当时正值蒋介石反攻大陆,他同几位班委一起,立志报国,投笔从戎。在部队历练7年后,于1969年被分配到一汽动力分厂。

  1973年12月,邱文超调任一汽政治部办公室。1976年后,他先后在一汽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科长、书记秘书兼党委常委秘书。

  自1978年起,邱在徐元存书记身边工作近8年,当专职秘书4年。徐元存从1982年1月起担任一汽党委书记,是一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最后一任党委书记,当时一汽厂长是黄兆銮。以两人为领导的这届一汽班子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关乎一汽生死存亡之时,促成了1984年北戴河会议的召开。

  一个基层企业的自主权问题为何要拿到国务院总理主持的会议上讨论?这次会议对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摆脱上级行政机关对企业的控制方面有何重大突破?

  2018年6月29日,邱文超在位于长春的一汽咨询委办公室接受了访谈。

  一方要集权,一方要放权

  1984年8月11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一汽的改革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以徐元存那一届班子对一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也是徐元存同志政治敏锐、思想豁达、勇于探索、拼争前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先来看当时全国经济体制进程,这是北戴河会议的大背景。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提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项改革管理体制文件,将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1979年9月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闭幕,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农村改革由此铺开。

  1980年2月29日,胡耀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1年12月26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国营工交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办法的若干规定》,开始试行利润包干试点。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胡耀邦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

  同年11月30日,中央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此后,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展开,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

  1983年4月,中央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放宽政策,给以较多的自主权。之后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特区。第二年4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步伐逐步加大。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1983年6月6日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要改革计划体制:以城市为中心,打破地区间、部门间、城乡间的分割,按照专业化协作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原则组织好生产和流通;改革财政体制和工资制度、劳动制度。

  报告指出,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把改革单纯看成权力和利益的分散,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对企业适当放宽是完全必要的。

  1984年5月4日,中央领导在听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汇报时,提出五条意见:  一是,赶快出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要简单明了。

  二是,要给企业一点实惠的拿到手的权力。

  三是,加快企业改革步伐,不能因为企业外部条件不解决而影响企业内部的改革。

  四是,实行厂长负责制,要明确党委的作用,要体现工人的主人翁地位。

  五是,权放一格,就是层层把权力移一格。总的意思是把一些批准权,原来属于国家计委的,可以放一些给省、市、部里;原来属于省、市和各部的,可以下放给局一级;原来属于局的,可以放给公司;原来属于公司的,可以放给企业。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出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明确的,一贯的,逐步加深的,对给企业松绑、放权、减负、让利政策也是渐进的,果断的。这就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一步搞活企业,加速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良机。

  再来看看当时一汽的情况。

  1982年1月8日,一机部转发中组部通知,徐元存任一汽党委书记,李刚任厂长。3月29日,李刚奉调进京,黄兆銮代理厂长。

  (1982年)5月7日,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成立,饶斌任董事长,李刚任总经理。同年7月5日,中组部通知,黄兆銮任一汽厂长。

  (1982年)12月20日,解放汽车工业联营公司成立,徐元存兼党组书记,黄兆銮兼董事长,谢云任经理。新一届班子组成,给一汽带来新希望。

  但从当时情况看,一汽形势并不乐观。

  1979年,二汽EQ140五吨载重车投产,到1980年产量已达29490辆,对生产了近30年的老解放CA10四吨载重车构成巨大威胁。

  1980年,国家实行节油封车政策,解放牌市场进一步萎缩。当年计划生产6万辆,国家分配只有1.6万辆,大部分要自找门路。产品严重滞销,资金大量积压,汽车发送站被形容为一片“蓝色的海洋”。

  尽管1982年1月4日解放CA10C转产成功,1983年1月3日CA15型五吨载重汽车投产,5月19日国家将一汽换型改造列为“六五”期间70个重点建设改造项目之一,但由于一汽既要保持正常生产经营,又要全力抓好换型改造,两面出击,腹背受压,可以说举步维艰。

  同时,一汽还存在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比如设备大幅涨价,不能及时交货;土建材料价格高,而且严重短缺;资金严重不足,缺口在1亿元以上;职工工资收入很低,每月仅几十元;技术干部和一线工人为换型加班,企业无力支付加班工资……。

  如果不加速企业改革,不向上争取更多政策支持,不仅生产难以维持,产品换型、工厂改造计划也将无法实现。可以说,一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这时上级主管部门如果认真落实政策,对企业松绑放权,或许会加速企业改革,给企业带来生机与活力。但现实却不是这样,或许因为所处位置不同,企业盼望的改革政策不仅没有拿到手,中汽公司又先后上报两份文件,一再强调要把中汽公司真正办成经济实体。

  这不仅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也使急迫得到放权让利政策的各企业愿望落空。一时间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一汽、二汽等企业纷纷上书,与中汽公司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

  一场争取与维护自主权的斗争由此展开。

  当头一棒

  一汽与中汽公司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

  两者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支持与被支持关系。一汽对老领导饶斌、刘守华、李刚、陈祖涛等十分敬重,对中汽公司的决策和指示遵照执行,认真落实,重大事项也会首先向中汽公司请示汇报。中汽公司对一汽也非常重视。

  分歧主要来自对企业改革的理解,对放权搞活的认识。企业在多次争取无果的情况下,才开始借助其他力量,通过其他方式反映诉求,争取自身权益。

  这其中绝无个人企图,也绝不是个人之间的名利之争、地位之争、利益之争,而是为一汽发展之争,为10万职工生存之争,为一汽前途命运之争。

  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的一汽领导班子不那么做,他们就是失职。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恐怕就不会有一汽的100万辆、200万辆,也不会有一汽今天的成就。

  为扭转被动局面,一汽领导班子围绕生产和换型两条线作战。

  1982年1月,一汽成立产品换型指挥部,黄兆銮任总指挥,胡传聿任副总指挥,对产品换型和工厂改造实行集中统一领导(1983年2月,李治国担任总指挥)。

  (1982年)11月,一汽党委派葛葆璇、尹士君、胡壬荪、余林生等去北京争取利润递增包干试点,并上报《关于要求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报告》。

  同年12月,徐元存到北京参加全国健全企业领导制度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介绍一汽经验。期间,他会同葛葆璇、尹士君等到机械部找何光远和祁田,谈包干问题,争取部里支持。同时去计委、财政部汇报。

  1983年1月20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发文,同意一汽实行利润递增包干。3月,一汽转发此通知,布置健全与完善厂内经济责任制,实行七种不同形式的包保责任。

  (1983年)10月,徐元存参加中汽公司党组扩大会,再次就换型改造、利润递增包干延长至1990年,以及一汽七五规划等情况向饶斌、李刚等领导汇报,争取支持。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一汽班子为摆脱困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1984年,国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为企业松绑放权的政策更加明朗。

  中央领导视察二汽后,同意了他们的一些扩权要求。徐元存坐不住了,经与黄兆銮、谢云商量,经党委常委集体讨论决定,以他为主加强对外攻关和对上争取,黄和谢在家抓好生产、换型和联营工作。

  这一年里,徐元存先后10次进京,就七五投资要求和意见、利润递增包干延长到1990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改革设想、换型改造进展与难点等问题,分别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机械部、中汽公司等部委汇报。

  他多次去看望段君毅、周子健、祁田等老领导,顺便汇报工厂情况。还随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省长赵修到国务院向姚依林、田纪云等国家领导汇报。

  这一年里,徐元存在北京工作时间超过100天。我记得有一次,他在京14天,开会两天,连续汇报11场。同时,黄兆銮、韩玉麟、葛葆璇、尹士君及荣惠康还分头向各部委汇报。

  徐元存要求,只要是与一汽有关的部门,只要是管一汽的领导,要挨门拜访汇报、直接请示,汇报后立即整理记录,回去马上起草方案,然后向主管部门上报,并抄报相关部门备案,不要拖。

  这种遍访式的拜访和见缝插针式的汇报,在主管机关中掀起关心一汽的小高潮。

  1984年5月8日,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德中(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视察一汽。徐元存在汇报和介绍中,又不失时机地就利润递增包干延长问题、CA141换型和上轻型车等做了汇报。胡启立答应与有关领导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

  (1984年)5月15日,胡耀邦总书记、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视察一汽,胡启立、杨德中和吉林省委领导陪同。徐元存边介绍边汇报,胡耀邦同志对延长利润递增包干、引进国外技术和专家、载重车可以干大吨位、要给工厂更多自主权等问题表示赞同。

  胡启立还专门把徐元存拉到一旁说:中高级轿车要快上,尽快把适合国情的小轿车搞出来。你们要广开财路,大胆改革,把企业搞活。

  此期间,一汽还接连上报《关于七五期间技术改造投资问题的报告》、《关于七五期间继续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请示报告》等文件,很快获得批复。

  就在一汽为争取自主权步步推进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84年4月16日,中汽公司做出《关于开创汽车工业新局面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以改革精神搞好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把中汽公司真正办成经济实体;中汽公司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必须具有一定的集中权力和职责。

  1984年7月2日,中汽公司以党组名义,由饶斌、李刚署名,向胡耀邦呈报《关于汽车工业大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报告》,提出改革现行管理办法,把公司作为一级计划单位,办成在计划、财务、物资、内外贸、劳动人事等方面拥有必要自主权的全国性经济实体公司。各项国家计划由公司一个口直接安排所属企业,财务计划由公司一个口对财政部,对国家承包经济责任。

  这对一汽、二汽无疑是当头一棒。

  中汽公司的两份文件

  徐元存看到文件后心急如焚,逐段做出批语。

  在“当时摆在汽车工业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改变落后状态”一段后写道:全国集中力量搞重点骨干项目,汽车行业也集中力量,实际是分散现有骨干企业力量。现在骨干企业也落后,再搞六十年代(1960年代)那种包建,无非使它和其他厂一样继续落后。

  在“结束单纯用行政管理办法管理企业”一段后写道:这个历史并未结束,公司本身仍然用的是行政方法。这个文件本身主导思想也还是行政手(段),否则企业之间就应该是互惠的。

  在“必须明确全行业战略重点”一段后写道:战略重点不只应该考虑全行业,还应考虑全国四化需要,不能自己想重点搞什么就说它是战略重点,国家的战略重点是明确的。至于行业内部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侧重那是应该的,但不应分什么战略重点、冷点,这样强调一部分、贬低一部分不一定对行业有利。

  在“要参照二十年前一汽和其他厂包建二汽的办法组织一汽、二汽对轻型、重型汽车发展从技术力量、工艺装备方面给予全面的成套的技术支援,同时,还要支持零部件联营公司”一段后写道:六十年代(1960年代)办法不一定适合八十年代(1980年代),那时企业经营好坏同它的经济利益是不挂勾的。现在再那样无偿要一个企业牺牲自己企业的职工利益,是不符(合)现在的政策的。

  在“一汽、二汽的战略性贡献”一段后写道:一(汽)、二汽四条贡献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强调它贡献的时候,也不能忽略对它的支持。

  在“不能只强调工厂的主动性和自主权,而影响中汽公司具有必要的集中权力”一段后写道:实质仍是强调集中……

  徐元存介绍,这些批语内容都是在中汽公司党组会上讨论发言时说的,与二汽等企业的观点一致。

  由此可以看出,在放权搞活问题上,中汽公司与基层企业之间的分歧有多大,认识多么不一致。

  对于第二份文件,可以看看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1984年7月6日,时任总理做出批示:汽车工业要大发展,是必然趋势,也可能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国都经过这一阶段)。问题是如何因势利导,避免大的盲目性。另外,体制(组织结构)如何搞,也是一个大问题。建议计委牵头(体改委参加)议几次,国务院或财经领导小组再最后议定!

  对于报告中提到的汽车工业大发展应彻底改革“小而全”小生产格局,总理批示道:要避免重新出现小而全,纷纷办汽车厂的情况出现,就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产需矛盾。因此,一要支持专业化,大批量,质高价优的汽车产量尽快多搞一些;二要有计划的进口散件到国内组装(最好在大厂组装),也是一个过渡的办法。

  针对这两份文件提出的观点,徐元存以信函方式向上报告,反映企业诉求。

  1984年5月15日,他与黄兆銮联名写信给胡启立;5月27日,与韩玉麟联名写信给周子健、宋平。此外,他还请吉林省委、省政府领导向国务院打报告,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于1984年6月7日给田纪云、宋平写信。

  1984年7月21日,徐元存、黄兆銮、谢云、韩玉麟四位一汽主要领导,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领导体制要改革,政策要适应大发展的要求。“汽车工业要大发展,不能搞‘杀富济贫’的政策,而应该通过专业化协作,以大型骨干企业的发展,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取得互相促进的效果。“

  “在领导体制上,我们认为目前要把中汽公司办成全国性的经济实体是不适宜的。因为,实行这种体制,难免不在企业扩权上起到中间截留的作用,以致在公司内部产生新的大锅饭,影响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这封信很快送到领导手中,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

  1984年7月27日,总理召集经委吕东、计委黄毅诚、机械部周建南、经贸部王品清、中汽公司饶斌、李刚等,就汽车工业大发展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

  总理说:中汽公司的《报告》我看了。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总公司无论如何不要形成垄断;二是不要影响企业应有的自主权。

  “现在没有参加总公司的企业都有了自主权,如果参加总公司的企业反而没有自主权,那就不好了。“

  总公司应当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使企业感到方便,不能让企业认为你们是个绳索。

  “是否可以建立汽车行业协会。“

  “中汽公司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行政管理部门,而要办成一个企业。过去我们一讲经济实体,就是人、财、物、产、供、销高度集中。一般地说,全国性的联合不能这样搞,这样搞必然是官僚主义,这已经是外国失败了的经验。”

  “总公司对一汽、二汽这样的大企业,应当给他们以很大的决策权。”

  1984年8月6日,我在北京与国务院秘书局李秘书通话时被告知,总理看到了一汽的信,要听一汽的想法,准备8月11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由你们先汇报,再讨论,准备一下。

  8月7日,徐元存接到李刚打来的电话,8月11日上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一汽报告,让一汽去4人,其中两位领导,汇报材料复印30份。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放权还是集权的争论即将明朗。

  北戴河会议

  1984年8月11日上午9时,总理在北戴河组织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专题听取一汽关于学习赵总理对中汽公司《关于汽车工业大发展和改革工作的报告》的批示情况,以及一汽如何适应汽车工业大发展设想的汇报。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10分。

  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还有万里、姚依林、胡启立、张劲夫、杜星垣、郝建秀、李鹏、田纪云、陈慕华、王丙乾、宋平、王任重。

  列席会议的有计委副主任甘子玉、经委副主任赵维臣、机械部部长周建南,中汽公司董事长饶斌、总经理李刚,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吴庆彤,中财委副秘书长马祖恒。

  一汽参加会议的有徐元存、黄兆銮、荣惠康(一汽规划处处长)和以秘书身份参加的我。

  一个企业的问题,拿到国务院总理主持的会议上进行专题讨论,又是趁中央领导暑期休假期间,而且是在家的所有副总理、国务委员全部参加,这在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是在国务院之下设立的作为研究制定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政经济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1979年3月14日,由李先念、陈云向中央建议成立,当时叫财政经济委员会。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时任总理任组长。

  这次会议由总理主持。他开场就讲:“原来我准备到一汽去,因为有个外事活动,没有去成。在北京时我找饶斌他们谈过一次,以后又看到了一汽、二汽的报告,感到有些问题没谈清楚,所以今天请你们来一下。”

  “今天谈的可能要涉及中汽公司的体制问题,因为我看到一汽、二汽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原则是没有框框,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凡是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我们都支持,与这个原则不符的都要改进。”

  “这里也说一下,最近国务院议了几次,七五要把基建投资用于老企业改造。今后,我们要把投资和技术改造的重点放到改造老企业上去。“

  一汽带来一个汇报提纲和10个附件,分送给每位领导一套。会上先由黄兆銮做主汇报,徐元存补充,国务院领导不时提问插话。

  当汇报到“汽车工业布局”时,总理说:“现在要考虑,什么样的联合适合我国国情。一个大企业,把周围的中、小企业组织到专业化协作中去所以成功,就因为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这么大,要搞全国性联合是难以行得通的,是要失败的,而且弊端很多。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全国性的大公司只能是个联合服务公司,不可能成为一个实体。“

  当汇报到“我们认为把中汽公司办成全国性的经济实体是不适宜的”时,总理说:“中汽公司办实体,现在一汽不赞成,二汽也不赞成。我是同意他们意见的,赞成中汽公司要搞得虚一些。实体是一汽、二汽,我明确的意见就是这个。你们(指饶斌、李刚)要改,不改对你们不利。“

  “这可能对你们是个冲击。你们可以搞中国汽车联合服务公司,加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一汽、二汽基本在国家领导下独立发展,可以在国家经委立个户头。我意见给他进出口权、外贸权、产品权、销售权,让一汽、二汽放手发展。“

  “我是那么考虑的,一汽、二汽独立了,济南、四川、南京的汽车厂是否也独立?下放给地方嘛,行不行?“

  “你搞虚一点不行吗?何必搞那么实?是否以下面为主要实体,你中汽公司就是个联合体,你可以根据不同企业划分不同的权。一汽、二汽就这么定了,你们要能这样,就可以把行业的规划问题放到你那里,原来我是不赞成放你们那里的。“

  “还要抽头吗?你不是实体了,一汽、二汽的折旧不能给你了,不要再要了。一汽的归一汽,二汽的归二汽了。如果要,最多抽1%,养你那些人。“

  饶斌插话说:“我们想,一汽、二汽算长大了,飞了,飞吧!是否再把济汽、南汽扶植起来,让他们也飞吧!“

  总理说:“你对一汽、二汽也要扶植。你不要向老人家那样,老大老二长大了,就分家不管了。我们的想法你们想通了,具体就好办了。如果思想不通,下一步下边难办的就多了,他们还要告状,我们又不支持你们,你也不好办。关键是把思想弄通,不光是你们,包括公司那些人。“

  对这个方案,万里、姚依林、胡启立、李鹏、田纪云等领导均先后表示赞成。

  会议结束后第5天,1984年8月1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以“绝密”字样标注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十三期)。纪要指出:会议原则同意一汽关于开展竞争、搞活企业的设想和进一步扩大自主权的要求。明确给予一汽工厂发展、资金筹措、产品销售、技术引进和贸易等自主权。

  一场关于企业生存发展的争论,经过一番风风雨雨,终于有了结果。一汽获得企业发展所必需的自主权。

  工作仍未结束

  但是工作远没有结束。要想把国家领导的允诺,变成真正能“拿到手”的权力,还要进行一番艰苦努力。

  徐元存深知这一点。会议结束当晚,他就对随行人员强调两点:一是,北戴河会议之后不能松劲,要立即行动,分门别类地制定方案,写出报告送上,趁热打铁。二是,要从上边入手,直送主要领导,只要上面有批示,下面是会照办的。

  1984年8月12日,徐元存、黄兆銮回到一汽,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党委扩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向广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进行传达、学习、讨论、贯彻,并组织力量,分头制定方案,起草文件。

  8月21日,一汽上报《关于申请外贸权并成立解放汽车进出口公司的报告》。

  8月22日,以一汽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孙顺理、冯辅晋、史汝楫、袁襄礼为首的13位副总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联名上书,表达对北戴河会议精神热烈拥护、坚决执行,尽已所能、做出贡献的决心。

  8月31日,以(84)一汽调字443号文,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总理上报《关于落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

  9月3日,向吉林省人民政府上报《关于请省政府为一汽申请扩大外贸权并成立解放汽车进出口公司的报告》。省政府随即以吉政发[1984]131号文向外经贸部发文。

  8月~9月间,耿昭杰组织力量编写一汽七五形成20万辆生产能力,七五技术改造总体方案和2000年目标设想等方案。

  这期间的大部分文字材料,包括北戴河会议的汇报提纲和附件等,都是以耿昭杰为主组织起草,经党委常委集体讨论,由徐(元存)和黄(兆銮)拍板敲定。

  10月2日,上报《关于一汽自筹资金进行工厂改造,争取在“七五”期间形成20万辆生产能力的报告》。

  10月6日,黄兆銮、韩玉麟、葛葆璇带着连夜赶印的《一汽七五期间技术改造总体方案和2000年目标设想》文件,到北京汇报,派人分送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领导。

  胡耀邦总书记10月8日收到以吉林省委名义报送的一汽报告,当天就批示“请紫阳同志阅批”。总理10月10日批示“宋平、吕东、周建南同志:请尽快会商批复”。

  10月10日,一汽报送“总体方案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说明”。10月13日,周建南部长很快做出批示。

  10月20日,针对黄厂长在汇报中遇到的一些阻力,徐元存、黄兆銮、谢云、韩玉麟又第二次联名上书,反映情况,请求批示有关部门尽快落实北戴河会议决定给我厂的政策和权力。

  在此期间,徐书记借去北京开会,多次向各部委汇报,并去中南海请陈慕华尽快签批一汽进出口公司成立之事。同时,他又发动各新闻单位和媒体,大量报道、反映北戴河会议之后一汽的变化。

  经多方呼吁,终于见到成果。

  1984年11月9日,国家外经贸部以[急件]复函给吉林省人民政府,“同意一汽扩大外贸权并成立解放汽车进出口公司”。

  1984年11月19日,国家计委向一汽下发《关于同意一汽技术改造总体方案和在国家计划中单独立户》等问题的批复。

  1985年7月22日,国务院以(85)国函字114号《关于第一汽车制造厂扩建和技术改造设计任务书的批复》下发一汽。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争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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